这种说法亦对亦不对。今年7月20日至9月20日，是奥运期间，全社会都要服从服务于这个大局。而“维稳”是最基本的要求。所以“维稳”当然不是只针对股市而言的。但作为证券市场，尤其是管理层，强调“维稳”则应该是主动的、积极的和责无旁贷的。

因此，我认为股市（或者说投资者）并没有错误理解“维稳”的真实意思。但强调“维稳”的结果却使得“维稳”行情最终成了鸡肋行情。

其实，出现这样的结果并不出人意料，因为人们是可以从市场需要“维稳”这样结论推导出各种可能的“压力”来，这使得“做多”反而变得无理了。

因此，在这段时间人们看到利好，要么当作是“维稳的需要”；要么当作不可持久的非趋势性“意外”。这一切都缘于结论在先，就像人们认定现在是熊市一样。既然认定是熊市，那所有的上涨都只能是反弹，都应该逢高出货。

无论是股市行情，还是经济波动，都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世上有谁能预知之类的话，没必要相信。既然这样，3000点之下股市一定还会大跌的结论不是确定的，3000点之下股市需要各方出力“维稳”也只是一种防御性措施。而其首先要防的是恶意做空。这跟我们要防止少数破坏份子可能会干扰奥运顺利进行一样，所有这些防范措施都不是为了用而设的，而且最好是都用不上。

现在市场上实际是被“维稳”之声误导了，以为市场真的存在很大的下跌理由。出现对利好的麻木，对利空的夸大。

       有句话说：中国人卖什么，什么便宜；中国人买什么，什么就贵。原来听了还有点以此为荣的感觉，但在看到我们的资源、我们的资产、我们的企业、我们的品牌等等，也像我们很多的产品那样很便宜卖出去的时候，我的想法就开始变了。

       能把很便宜的东西，高价卖给你或者他人，那是一种本事（或强势）；同样，能把原本很值钱的东西，花很少的钱从你或者他人手上买走，也是一种本事（或强势）。

   如果以一定的时间跨度纵向地看，股市中一直存在这样低买高卖的行为。

如果大部分股票在散户手上，那股价肯定低廉；相反，如果股票主要集中在大资金大机构手中，那股价肯定昂贵。

股价由便宜向昂贵转变的过程正是股票由机构重仓向公众派发的过程；而股价由昂贵向便宜转变的过程却是由公众持股向大机构大资金逐渐集中的过程。

QFII把手中的股票卖给我们小散户的时候，肯定是昂贵的；而QFII们从小散户手中收集筹码的时候肯定是很便宜的。

在股市里，要想按某些人的意愿实现财富有计划地流动，除了靠实力以外，还要靠计谋、靠创新。对他们来说，什么是成功？要“骗”倒一大片才能算成功。而这些成功，总离不开“新买办”、“新假洋鬼子”，甚至我们自己的帮忙。所以在股市里，大部分公众免不了要做“傻子”，那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与私募基金（包括QFII）相比，公募基金也免不了要做傻子，因为归根到底来讲公募基金的钱大都来自于公众。

A股什么时候又会变得值钱呢？那就是大部分QFII大致满仓时，筹码大多被这两年拚命涌进来的热钱所持有的时候。现在这个价位，他们已经不显贵了，但这个价位不往下砸，怎么能拿到足够多的筹码呢，尤其是大家都公认的优质筹码？

如果你也相信朴素的道理，你就不会害怕3000点以下的“套牢”。3000点以下，不管机构使出何种震仓手法，对我们也不会有用。因为，3000点以下，我们根本就不用去盯着盘看了。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这种时候就更加不能买公募基金了，碰也不要去碰。

看穿了这一切，我们也有可以做到低买高卖。我们要做的只是把自己投资的时间跨度拉长。我们要做的只是要沉得住气。所谓大道至简，但要真正做到你得经受很多诱惑和磨难的考验。

现在宏观经济采取的措施中，最突出是两条：一是信贷紧缩，二是控制物价。而其最核心的问题是要维持经济的稳定发展，这个量化指标就是GDP9%—10%发展速度。现在，这既是经济目标，也是政治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包括股市在内的许多方面都可以暂时“牺牲”。因而，从所谓战略高度看问题的话，现在股市不应救、不必救、没法救、救不得。所以，现在有人责怪央行，责怪周小川，其实没必要。当然这种思维模式（或行为方式），作为我们中国人来说，应该是很熟悉的，就是过去的那种“政治挂帅”或“纲举目张”。是啊，不管到什么时候，一碰到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然就体现出来了。

这就形成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受次贷危机冲击的美国经济，为防止出现连锁反应而在丢卒之后尽力放松信贷，并努力确保股市的稳定；相反，中国为使过热的经济降温（同时又想避免全面降温），所以在极力保帅的时候压缩所谓可以压缩的所有信贷，不惜让价格长期扭曲，不惜“牺牲”股市的繁荣和稳定。

虽然改革到现在，在体系之外能够供给资金的地方已有很多，经如股市、金市，如典当、外资等等，但股市下跌的惨状和民间借贷利率奇高的现象说明，整个体系外资金供给趋紧似已开始走向极端。而股市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还在继续向外输出信贷：还有抛售和斩仓行为，IPO还在继续，配售增发还在继续，股市资金还在外流。

这种情况，什么时候才是尽头呢？虽说极端的情况往往难以持久，但究竟会在什么时点，或由什么事情触发逆转，看来只有天知道。我们没必要去使尽猜这个逆转什么时候出现，因为即使猜对了时间点又怎么样呢？不还有一个敢不敢买以及是否敢于全仓买入的问题吗？所以，我们现在真正能做的，或最有价值做的事情，应该还是寻找并守住自己心目中最有价值的公司股票，越跌越买。我相信，股市是在为整个中国经济作“牺牲”，而这种“牺牲”当然是十分有意义的，并且这种“牺牲”终将是会得到补偿的。当逆转发生的时候，所有的问题又都需要反过来看了，到时候怎么适应又会是一个新问题。

附：业内专家认为，最危险时刻已过去 中国不会发生经济危机（转贴）

来源：2008年07月03日国际金融报

在宋逢明看来，中国银行业的特征保障了经济基本面不发生问题，而人民币资本项目下不可完全兑换和银行领域的“流动性充裕”，定能为中国经济保驾护航，避免金融乃至经济危机的发生

“股市严重缩水、房地产市场出现动荡、宏观经济面临高通胀压力、国际油价持续高企……尽管中国经济正面临上述诸多不利，但绝对不会出现经济危机！”在昨日由第一东方投资集团主办的第二届中日投资论坛上，清华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联席主任、博士生导师宋逢明语出惊人。

正当股市接连下挫、数万亿财富无情蒸发、宏观经济面临巨大挑战之际，普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正处于非常敏感的时期，“中国或将遭遇金融危机”的声音不绝于耳。然而，宋逢明的乐观确有理由，在他看来，中国银行业的特征保障了经济基本面不发生问题，而人民币资本项目下不可完全兑换和银行领域的“流动性充裕”，定能为中国经济保驾护航，避免金融乃至经济危机的发生。

“流动性充裕”避免危机

对于业界普遍认为的中国经济已出现“流动性过剩”，宋逢明却将其称之为“流动性充裕”。他表示，经历近5年的极为重要的银行业改革，中国金融系统的特征可以保障经济基本面不发生问题。作为亲历中国银行业“重建”的局中人(宋逢明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国建设银行独立董事)，回忆起5年前的情况，他仍心有余悸，在他看来，那才是中国经济真正的危机时代。

“当时中国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实际已经倒闭，只是依靠政府的信用来维持”，宋逢明的话语将投资者带回到那个剑拔弩张的时代。当时根据政府公布的数据，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坏账率达到了25%，这实际意味着如果当时人们都到银行取款，银行的流动性就会出现问题。“只是中国的老百姓不太懂金融，他们更关注股市和楼市这些和他们利益密切相关的东西”。

老百姓不懂但有人懂。就在2003年，一场高规格的国际金融年会在上海召开，在那次会议上，麻省理工学院(MIT)斯隆管理学院的创立者、师长级的世纪经济大师斯隆教授就曾明确表示，中国将出现经济危机。同在那次会议上，宋逢明也曾就此问题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记者的专访。

历史实践其实已经反复证明，银行业出问题，是压在各国经济身上的最后也是最重的一根稻草。美国上世纪20至30年代的金融危机，其根源并非最初的股指暴跌，而是从银行被挤兑开始。之后美国银行业才进行一系列改革，注意保护银行体系的流动性。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随着网络股泡沫的破裂，美国三大指数大幅下降，道琼斯指数的下挫幅度甚至超过了之前金融危机阶段，但美国经济仍未出现危机，主要原因就是美国在上一次经济危机时对银行业进行了重建。

如果说美国银行业涅槃重生，中国银行业也经历了重建的过程。宋逢明指出，从2003年开始，中国政府通过对银行动手术、剥离不良资产、注入资金、加强风险管理和公司治理，以及引进国外投资者等一系列举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目前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坏账率保持在4%以下，接近国际银行业的先进水平。这也正是他对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乐观的重要原因。

最危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对当下一些看似复杂的不利局面，宋逢明仍然从金融体系的角度作出“无问题推断”:“目前存款准备金率已经达到了17.5%,这样做的直接意义就是将流动性保存在银行，即‘流动性充裕’。”

货币管制抵御热钱

从以往来看，经济危机发生时普遍出现大量热钱撤离，但中国不大可能出现上述状况。宋逢明指出，热钱流入中国后，迅速流出的可能性并不大，这要归功于人民币资本项目下不可完全兑换。“在中国，热钱的进入主要是通过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名义，但是进来容易出去难。同时，央行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是非常正确的，它不仅可以抑制通货膨胀，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保护流动性。”

对于目前国内股市大跌和中国部分城市房价出现下滑，宋逢明一句话捅破窗户纸，“实际上是使市场定价机制更加趋于理性。”很早之前，宋逢明就指出，中国的资本市场存在一个非常基本的认识误区，这就是把资本市场的第一个基本功能定位为融资，“实际上资本市场的第一个基本功能就是要利用金融市场的定价机制来评价企业的市场价值”，在昨日的论坛上，他再次明确表示，中国资本市场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未建立理性定价体系。

在中国，股票表现和上市公司的实际经营业绩是脱节的，这实际上是一种非理性的表现，也就是说明中国的股票市场，尤其是A股市场，它的定价体系并没能有效地配置资本，这个问题并没有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顺利完成而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在宋逢明看来，目前中国股市的“地震”，对于价值的回归和定价也正在起到深远作用。(记者 魏红欣 田野)